米兰·昆德拉：卡夫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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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世界

© 撰文：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 翻译：秦传安
© 来源：The Wilson Quarterly, Vol. 12, No. 5

　　我的朋友约瑟夫·什克沃雷茨基（Josef Skvorecky）在他的一本书里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布拉格的一位工程师受邀参加伦敦的一次专业会议。于是他去了，参加完会议的各项议程，回到布拉格。回来几个小时之后，他坐在办公室里，拿起一份《红色权利报》（Rude Pravo）——党的机关报——读到这样的消息：一位杰克工程师出席伦敦的一次会议，对西方媒体发表了一篇诽谤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声明，并决定留在西方。 
　　非法移民，加上一份那样的声明，可不是一桩小事。那得坐20年牢。我们这位工程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丝毫不用怀疑，文章提到的就是他。他的秘书走进办公室，看到他大吃一惊：我的天哪，她说，你回来了！我搞不明白——你看没看到人家是怎么写你的？ 
　　工程师从秘书的眼睛里看到了恐惧。他能怎么办？他冲到了《红色权利报》的办公室。他觉得编辑应当对这篇报道负责。编辑赶紧道歉；是的，这确实是件很尴尬的事，但他这个小编辑与此无关，文章直接来自于内务部。 
　　于是工程师去了内务部。内务部的人说，当然，这的确是个错误，但他们内务部也毫无干系，他们是从驻伦敦使馆的情报人员那里得到了关于这位工程师的报告。工程师要求撤回报道。不，他被告知，他们决不可能撤回，但他不会发生任何事，没什么可提心吊胆的。 
　　但工程师还是提心吊胆。他很快认识到，突然之间，他被人严密监视了，他的电话遭到窃听，在街上有人跟踪他。他睡不好觉，老做噩梦，直至他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实实在在地冒了很大的风险，非法地离开了这个国家。于是，他真的成了一个移民。 
　　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卡夫卡式的（Kafkan）故事”。这个说法源自于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仅仅被一个小说家的想象所决定，充当了描述某些情境（文学的或现实的情境）的惟一的常用形容词，其他任何词汇都不足以让我们理解它，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心理学的理论，都没有给我们理解这种情境的任何钥匙。 
　　但是，卡夫卡式的故事是什么？ 
　　我们不妨试着描述它的某些方面： 
　　首先：这位工程师所面对的权力，有着一个无穷迷宫的特征。他决不可能到达它那些无穷无尽的走廊的尽头，决不可能成功地找出谁发布了那份生死攸关的裁决。他的处境因此和卡夫卡笔下的约瑟夫·K 在法院门前或土地测量员K在城堡面前的处境是一样的。这三个人全都身处这样一个世界：它只不过是一个单一的、巨大的迷宫一般的机构，他们不可能逃离，也无法理解。 
　　卡夫卡之前的小说家们常常把机构揭露为一个这样的竞技场：不同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就在这里上演。在卡夫卡那里，机构就是一台遵从其自身法则的机器，没有人知道谁制订了、也不知道何时制订了这些法则；它们和人的关切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也是不可理解的。

　　其次：在《城堡》的第五章，村长向K详细介绍了其档案的漫长历史。长话短说：许多年前，一份建议雇佣一名土地测量员的提案从城堡下达到了村里。村长写了一份否定的回复（村里不需要任何土地测量员），但他的回复被送到了错误的办公室，于是，在一连串错综复杂的官僚主义误会之后，又过去了许多年，这份入职函被漫不经心地寄给了K，而此时，所有卷入其中的办公室都在撤销那份已经作废的老提案的过程中。在一次漫长的旅行之后，K由于错误而来到了这个村庄。更有甚者，考虑到除了城堡和它的那个村庄之外，对他来说没有其他可能的世界，因此，他的整个存在就是一个错误。 
　　在卡夫卡的世界里，档案扮演了一个柏拉图的理念的角色。它代表了真正的现实，而人的身体存在只是一个投射在幻想之幕上的影子。实际上，土地测量员K和布拉格的那位工程师都只是其档案卡的影子；他们甚至连这个都远远不如：他们是档案中的一个错误的影子，甚至没有资格作为影子而存在。 
　　但是，如果人的生活只是一个影子，真正的现实在别处，在不可到达的地方，在非人的或超人的地方，那么，我们突然进入了神学的领地。实际上，卡夫卡最早的评论者便把他的小说解释为宗教寓言。 
　　这样的解释在我看来是错的（因为它在卡夫卡理解人类生活切实境况的地方看到了寓言），但也还是颇能透露实情：凡是权力把自己神化的地方，都会自动产生它自己的神学；凡是权力像上帝一样行事的地方，它就会唤醒对自身的宗教情感；这样一个世界可以用神学的术语来描述。 
　　卡夫卡写的并不是宗教寓言，但“卡夫卡式的故事”（既是在现实中，也是在虚构中）和它的神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伪神学）维度密不可分。 
　　第三：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承受不了其罪行的重量，为了找到内心的安宁，他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同意对他的惩罚。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罪求其罚”（the offense seeks the punishment）的情境。 
　　在卡夫卡那里，逻辑颠倒了过来。受到惩罚的人并不知道惩罚的理由。惩罚的荒谬是如此不可忍受，以至于为了找到内心的安宁，被告需要找出惩罚的正当理由：“罚求其罪”（The punishment seeks the offense）。 
　　那位布拉格的工程师所受到的惩罚是强有力的警察监视。这一惩罚所需要的罪行并没有犯下，工程师被指控移民，最后以事实上的移民而告终。罚终于找到了罪。

　　一天，阿玛莉亚收到来自一位城堡官员的下流信件。盛怒之下，她把信撕得粉碎。城堡甚至不需要批评阿玛莉亚的鲁莽之举。恐惧（我们那位工程师在他的秘书的眼睛里看到的是同样的恐惧）自己实施了一切行动。没有命令，没有来自城堡的明显信号，每个人都像躲避瘟疫一样对阿玛莉亚一家避之唯恐不及。 
　　阿玛莉亚试图为自己的家庭辩护。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不仅不可能找到裁决的来源，而且裁决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上诉，求饶，你必须首先被宣判有罪！父亲恳求城堡宣布他的女儿的罪行。因此，说罚求其罪是不够的。在这个伪神学的世界，被罚者恳求认可他们的罪！ 
　　今天的布拉格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人名誉扫地，甚至找不到最卑贱的工作。他徒劳地寻求对下面这个事实的证明：他犯下了一宗罪，禁止人们雇佣他。裁决无处可寻。由于在布拉格，工作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他最终被指控不劳而获；这意味着他犯有逃避工作之罪。罚求其罪。

　　第四：布拉格工程师的故事有点像滑稽故事，一个笑话：它令人捧腹。 
　　有两位先生，都是十分普通的家伙（不是“检查员”，像法国传统中那样），一天早晨让躺在床上的约瑟夫·K大吃一惊，他们告诉他，他被逮捕了，接下来吃光了他的早餐。K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务员：他没有把这两个人从他的房间里赶出去，相反，他穿着睡衣站在那里，开始啰哩吧嗦的自我辩护。当卡夫卡向他的朋友们朗读《审判》的第一章时，每个人都笑了起来，包括作者本人。 
　　菲利普·罗斯想象过《城堡》的电影版：格劳乔·马克思扮演土地测量员K，奇科和哈勃演两个助手。是的，罗斯完全正确：喜剧与卡夫卡式故事的实质密不可分。 
　　但是，知道自己的故事是喜剧，对那位工程师来说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安慰。他被困在他自己的生活笑话的陷阱里，就像碗里的一条鱼；他发现这并不好笑。事实上，只有当你在碗的外面时，一个笑话才是笑话；相反，卡夫卡式的故事把我们带进了碗的里面，进入了一个笑话的内部，进入了喜剧的恐怖中。 
　　在卡夫卡式的世界里，喜剧不是悲剧的对应物（悲喜剧），这一点不像莎士比亚；在这个世界里，更轻松的笔调并没有让悲剧变得更可以忍受；它没有伴随着悲剧，根本没有，它把它摧毁在萌芽状态中，因此剥夺了受害人有希望得到的惟一慰藉，在悲剧的庄严崇高（真实的或假想的）中得到的慰藉。工程师去国离乡，每个人都哈哈大笑。 
　　现代史上有一些时期，生活类似于卡夫卡的小说。 
　　当我还生活在布拉格时，我经常听到人们把党的总部（一幢丑陋的、有点现代的建筑）称作“城堡”。同样频繁的是，我会听到党的二把手（门德里奇同志）称之为“Klamm”（捷克语中的klam更加漂亮，意思是“海市蜃楼”或“骗局”）。 
　　诗人A是共产党的一位大名人，在1950年代经过一次斯大林主义的审判之后遭到监禁。在牢房里，他写了一本诗集，书中宣称，尽管经历了种种恐怖，但他依然对共产主义忠心耿耿。那不是出于怯懦。诗人把自己的忠诚（对迫害者的忠诚）看作是他的美德、他的品行端正的标志。在布拉格，那些开始知道这部诗集的人带着一种微妙的讽刺，给了它一个标题：“约瑟夫·K的感恩”。 
　　卡夫卡小说中的意象、情境，甚至还有个别句子，都是布拉格生活的组成部分。 
　　这样说来，你可能忍不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卡夫卡的意象活在布拉格，因为它们预言了极权社会。 
　　然而，这个说法需要改正一下：“卡夫卡式的”并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或政治概念。有人试图把卡夫卡的小说解释为对工业社会、对剥削、对异化、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一言以蔽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在卡夫卡的世界里，几乎没有任何资本主义的成分：既没有金钱，也没有金钱的权力，没有商业，没有财产和财产拥有者或者任何关于阶级斗争的东西。 
　　卡夫卡式的也不符合极权主义的定义。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既没有党也没有意识形态及其行话，没有政治，没有警察，也没有军队。 
　　因此，我们应当说，卡夫卡式的故事代表了人及其世界的一个基本可能性，这一可能性并不是被历史所决定，它或多或少永恒地与人相伴随。 
　　但这一改正并没有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在布拉格，卡夫卡的小说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而在巴黎，同样的小说被看作是作者的整个主观世界的隐秘表达，怎么可能会这样？这是不是意味着，人及其被称作“卡夫卡式的”世界的可能性，在布拉格比在巴黎更真实地成为了具体有形的个人命运？

　　现代史上有这样的趋势：在广阔的社会维度上产生卡夫卡式的故事：权力的逐步集中，倾向于神化自身；社会活动的官僚化，把所有机构变成无穷无尽的迷宫；以及作为结果的个人的去个人化。 
　　极权主义国家，作为这些趋势的极端集中，呈现出了卡夫卡的小说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如果西方人看不出这层关系，那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所说的民主社会比今天的布拉格更不那么卡夫卡。而且，在我看来，它还因为，在这里，现实感不可阻挡地失去了。 
　　事实上，我们所说的民主社会也熟悉官僚化和去个人化的过程；整个地球都成了这个过程的舞台。卡夫卡的小说只是对它的一个想象性的、梦幻般的夸张；极权主义国家是它的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物质性的夸张。 
　　但是，为什么卡夫卡是最早抓住这些社会趋势的小说家？只是在他去世之后，这些趋势才如此清晰、如此残酷地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撇开神秘化和传说不谈，没有任何显著的痕迹可以追踪到弗朗茨·卡夫卡的政治兴趣；在这个意义上，他不同于他在布拉格的所有朋友，不同于马克斯·布罗德、弗朗茨·韦尔弗、埃贡·艾尔温·基希，也不同于所有的先锋派作家，他们声称了解历史的方向，沉湎于召唤未来的面孔。 
　　因此，今天被公认为一个社会政治预言的，不是他们的作品，而是他们这位孤僻而内向、沉浸在自己的生活和艺术中的伙伴的作品，怎么会是这样？而且，是不是正是因为这个理由，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方遭到禁止？ 
　　有一天，在我的一个老朋友家里目睹了一个小小的场景之后，我认真思考了这个秘密。那个女人1951年在布拉格的斯大林主义审判期间遭到逮捕，被指控她并没有犯下的罪行。当时，有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处在同样的境遇中。他们一辈子都把自己完全跟他们的党联系在一起。当党突然成了他们的起诉者时，像约瑟夫·K一样，他们都同意“要仔细审视他们的整个生活，他们的全部过去，直至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为的是找到隐藏的犯罪，最后供认想象出来的罪行。我的这位朋友设法救了自己的命，因为她有异乎寻常的勇气拒绝着手——像她的同志们那样，像诗人A那样——“寻找自己的罪行”。拒绝为她的迫害者们提供帮助之后，对于最后的审判秀来说她就没有什么用了。于是，她非但没有被绞死，反而活着走出了监狱。14年后，她完全被恢复名誉，并被释放了。 
　　这个女人被捕时有一个1岁大的孩子。从监狱获释之后，她就和自己15岁的儿子重逢了，从那以后便和儿子一起住在她那间偏僻简陋的住所里，过着卑微而快乐的生活。她变得强烈地依恋这个孩子，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有一天，我去看他们——那时她的儿子已经25岁。伤心而愤怒的母亲正在哭泣。原因十分琐碎：儿子睡懒觉，或者诸如此类吧。我问那位母亲：“为什么对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如此烦恼？这值得哭吗？你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是儿子替母亲回答了我的问题：“不，母亲做得并不过分。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棒的勇敢女人。在每一个人都垮掉的时候她坚持住了。她希望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这是真的，我确实睡过了头，但母亲为之而责备我的比这深刻得多。这是我的态度。我自私的态度。我想成为我母亲希望我成为的那种人。你可以作证，我答应她我会的。” 
　　党对这位母亲从未做到的事情，母亲却对她的儿子做到了。她强迫他认可一项荒唐的指控，“罚求其罪”，强迫他公开供认。我目瞪口呆，看着这一幕微型的斯大林主义审判，我立刻理解了，在一些重大的（显然也是难以置信的和非人的）历史事件中发挥作用的心理机制，和那些控制私人性的（十分正常的和非常人性化的）情境的心理机制，其实是一样的。 
　　卡夫卡那封写给父亲的、却从未寄出的著名信件证明，正是从家庭中，从孩子与父母被神化的权力之间的关系中，卡夫卡获得了“有罪化技巧（technique of culpabilization）”的知识，这成了其小说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在《判决》（一个和作者的家庭经验密切相关的短篇小说）中，父亲指控儿子，并命令他投河淹死。儿子认可了子虚乌有的罪行，并顺从地跳进了河里，就像在后来的一部作品中一样，他的后继者约瑟夫·K被一个神秘组织控告，顺从地任人杀戮。这两次指控、两次有罪化和两次处决之间的类似之处揭示了，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家庭里私人性的“极权主义”和他更大的社会视野中的极权主义之间的关联。

　　极权主义社会，尤其是就其更极端的版本而言，都倾向于废除公共和私人之间的边界；随着权力变得越来越不透明，它也就越来越需要公民的生活变得完全透明。生活没有私密，这个理想与模范家庭的理想是一致的：一个公民根本没有权利向党或国家隐瞒任何东西，正如一个孩子没有权利对他的父亲或母亲保守秘密一样。在他们的宣传中，极权主义社会抛出了一个田园诗般的微笑：他们希望被看作是“一个大家庭”。 
　　人们常说，卡夫卡的小说表达了对社会共同体和人类交往的强烈渴望，像K这样无根的存在只有一个目标：战胜孤独的诅咒。如今看来，这不仅仅是一句陈词滥调，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它还是一种误解。 
　　土地测量员K一点也不寻求人群和他们的温暖，他并不试图成为“男人当中的男人”，像萨特笔下的俄瑞斯忒斯那样；他并不想要得到社会共同体的接受，而是希望得到一家机构的认可。为了得到这种认可，他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他必须宣布放弃他的孤独。这是他的地狱：他决不是孤身一人。城堡派来的两位助手一直跟着他。当他第一次和弗丽达做爱时，这两个人也在那儿，坐在吧台旁看着这对情侣，打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从他们的床边缺席过。 
　　卡夫卡耿耿于怀的，并不是孤独的诅咒，而是对孤独的侵犯。

　　卡尔·罗斯曼（Karl Rossmann）持续不断地被每一个人骚扰：他的衣服被卖掉了，他惟一一张父母的照片被拿走了，在集体宿舍里，就在他的床边，男孩们的箱子时不时地掉落在他身上；两个无赖，名叫罗宾逊和德拉马什，强迫他搬进来和他们一起住，还有肥胖的布律纳达，她的呻吟声始终回荡在他的睡梦中。 
　　约瑟夫·K的故事也始于对私密的破坏：两个无名无姓的人来逮捕正躺在床上的他。从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独自一人的感觉。法庭跟踪他，监视他，对他说话，他自己的私人生活一点一点地消失了，被形影不离地跟着他的那个神秘组织吞噬殆尽。 
　　一些浪漫抒情的人喜欢鼓吹废除私密和私人生活的透明，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他们正在展开的那个过程的性质。极权主义的起始点类似于《审判》的开头：你在床上莫名其妙地被人逮了起来。他们就像你的父母从前经常做的那样走了进来。 
　　人们常常感到疑惑，不知道卡夫卡的小说究竟是作者最个人化的、最私人性的冲突的投射，还是对一种客观的“社会机制”的描述。 
　　卡夫卡式的故事既不局限于私域，也不局限于公域；它涵盖了这两者。公域是私域的镜子，私域反映了公域。 
　　在谈到产生卡夫卡式故事的微观社会实践时，我的意思不仅是指家庭，而且还有卡夫卡度过其所有成年生活的组织：办公室。 
　　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常常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的寓言性投影，但格里高尔·萨姆沙身上没有任何知识分子的东西。当他一觉醒来变形为一只甲虫时，他心里惦记的只有一件事情：以这个新的身份，他如何按时去办公室。他的头脑里只有服从和纪律，他的职业早已使他习惯于这些。他是一个雇员，一个职员，就像卡夫卡笔下的所有人物一样；这样一个职员不是社会学类型那种意义上的（像在左拉的作品中那样），而是作为一种人的可能性，作为存在的基本方式之一。 
　　首先，在职员的官僚主义世界里，没有主动性，没有创造，没有行动的自由；只有命令和规则：它是服从的世界。 
　　其次，职员在庞大的行政事务中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他不可能看到其目标和视界，它是一个这样的世界，行动变成了机械的，做事的人不知道他们所做之事的意义。 
　　第三，职员只跟无名之人打交道，跟档案打交道：那是一个抽象的世界。 
　　把一部小说置于这样一个服从的、机械的和抽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的惟一冒险是从一间办公室搬到另一间办公室，似乎与史诗的本质南辕北辙。因此，问题来了：卡夫卡是如何设法把这样灰暗的、反诗歌的材料转变成了引人入胜的小说？ 
　　答案可以在他写给米莱娜的一封信中找到：“办公室并不是个愚蠢的机构；它更多地属于荒诞的王国，而不是愚蠢的王国。”这句话包含了卡夫卡最大的秘密之一。他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现象对于人、对于人的境况以及对于人的未来的巨大重要性，而且还有（甚至更加惊人）办公室的荒诞性中所包含的潜在诗性。 
　　但是，说现代办公室属于荒诞的王国是什么意思呢？ 
　　什克沃雷茨基笔下的那位工程师会这样理解：他的档案中的一个错误把他抛到了伦敦，于是他在布拉格周围游荡，一个名副其实的幽灵，寻找他丢失的身体，而他曾经拜访过的办公室，在他看来似乎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迷宫，来自某个无名的神话。

　　他在官僚主义世界感觉到的荒诞的平等，使得卡夫卡能够做出此前似乎不可想象的事：他把一个高度官僚化社会的极其反诗性的材料转变成了小说的伟大诗性；他把一个不能获得所许诺工作的人的非常普通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城堡》的故事）转变成了神话，成了诗歌，成了某种此前从未见过的美。 
　　通过把一个官僚主义的场景扩大到一个宇宙的巨大维度，卡夫卡无心插柳地成功创造了一幅图景，这幅图景由于十分类似于一个他从不了解到社会——今日极权主义国家的社会——从而让我们为之痴迷。 
　　事实上，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就是一个庞大而单一的行政部门，由于其所有的工作都是为国家打工，因此各行各业的每一个人成了雇员。工人不再是工人，法官不再是法官，店主不再是店主，牧师不再是牧师；他们全都是国家的职员。“我属于法院，”牧师在大教堂里对约瑟夫·K说。在卡夫卡那里，律师也是为法院工作。今天布拉格的一位市民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所得到的法律辩护并不比K强。他的律师也不是为被告服务，而是给法院打工。

　　在一组听上去严肃庄重、复杂高深的一百首四行诗中，有一种几乎是孩子气的简单，伟大的杰克诗人扬·斯卡采尔写道：

　　诗人并没有创造诗歌 
　　诗就藏在背后某个地方 
　　它在那儿已经多年 
　　诗人只是把它发现

　　那么，在诗人看来，写作就意味着打破一堵墙，这堵墙的背后就有某个不可改变的东西（“诗歌”）隐藏在黑暗中。这就是为什么（由于这种令人惊讶的、突如其来的显露）“诗歌”首先让我们头晕目眩、惊奇不已的原因。 
　　我14岁时第一次读到《城堡》，这本书今后再也不会那样彻底地让我心醉神迷，纵然它所包含的广博浩瀚的认知（卡夫卡式的全部的真正含意）当时是我所无法理解的：我头晕目眩。 
　　后来，我的眼睛适应了“诗歌”之光，我开始在那曾经让我头晕目眩的东西中看到了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然而，光依然在那儿。 
　　扬·斯卡采尔说，“诗歌”一直在那儿等待我们，不可改变，“已经多年”。然而，在一个不断改变的世界里，不可改变难道不是一种纯粹的幻想。 
　　不。每一种情境都是人的创造，只能包含人所包含的东西；因此，你可以想象，作为人的可能性，那种情境（以及它的所有形而上学含义）已经存在“多年”。 
　　但在那种情况下，历史（一直在改变的）对诗人来说代表了什么呢？ 
　　在诗人的眼里，尽管看上去似乎有些古怪，历史所处的位置类似于诗人自己的位置：历史不是创造，而是发现。尽管有一些新的情境，但历史所揭示的是：人是什么，有什么东西在人的身上“已经多年”，人的可能性是什么。 
　　如果“诗歌”已经在那儿，那么，把先见之明的天赋归到诗人头上就不合乎逻辑；不，他“只是发现”了人的可能性（“诗歌”在那儿“已经多年”），有朝一日，历史也会发现它。 
　　卡夫卡没有作任何预言。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看见“背后”是什么。他并不知道，他的看见也是预见。他并不打算揭露一个社会体制。他只是把自己从私人性的、微社会的人类实践中认识到的那些机制显露出来，根本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会让这些机制在巨大的历史舞台上运转起来。 
　　权力的催眠之眼，对自己罪行的苦苦搜寻，排除以及被排除所带来的极大痛苦，对顺从的定罪，现实的幻象性和档案那魔法般的现实性，对私人生活的不断侵犯，等等——历史在其巨大的试管中对人所施行的所有这些实验，卡夫卡都都在他的小说中施行过了（时间上早了许多年）。 
　　极权主义国家的真实世界与卡夫卡的“诗歌”交汇在一起，这始终有点怪异，它始终证明了，诗人的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可捉摸的；荒谬的是：卡夫卡小说中巨大的社会、政治和“预言”的意义恰恰在于它们的“不介入（nonengagement）”，也就是说，在于它们的完全自治，疏离于所有的政治规划、意识形态概念和未来学预测。 
　　实际上，如果诗人不去寻找“藏在背后某个地方”的“诗歌”，而是从一开始“介入”，服务于一个已知的真理，那他就放弃了诗歌的使命。先入之见的真理，是叫做革命还是叫做异议，是叫做基督教信仰还是叫做无神论，都无关紧要，是更有道理还是更没道理也无关紧要；一个诗人只能服务于有待发现的真理（它令人头晕目眩），如果服务于别的真理，那他就是一个伪诗人。 
　　如果说我如此热情地拥抱卡夫卡的遗产，如果说我把它当作我的个人遗产来捍卫，那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模仿不可模仿的东西（并重新发现卡夫卡式的世界）是值得的，而是因为它是小说（作为小说的诗歌）彻底自治的一个绝佳实例，任何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都不可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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